窩心的禮物

七一三晚，母親的話

匆匆忙忙地買了份人壽保險不久，母親就發作了。

七月十三日晚，在趕往立法會的途上，我收到母親的一個短訊：「老爸叫你不要去示威，小心被控告留案底。」

我心一沉。不知是煩躁還是不安，有那麼一刻我的反叛細胞被刺激了起來，幾乎有衝動立刻打電話跟她說：「不只會留案底，還會丟了工作，會沒飯吃，會沒錢交租，會大家一齊死。」

太荒謬了，令我幾乎失去理智，要以一番氣話來「懲罰」我的母親。冷靜下來以後，我才開始感到當中的悲哀：香港是不是真的要完了？

我也回憶起來了。十四年前，我母親其實說過一句類似的話：「九七後不准再去六四晚會！」那時她用的是命令式的句子，因為當時的我只有十來歲，她認為她有權控制一個未成年孩子的行動。

我當然沒有聽她的。後來的日子，六四晚會還是一年又一年的舉辦下去，我也一年又一年的繼續參與，幾乎像以往般自由。她沒有再說些什麼，因為她後來大概也發現到，去六四晚會比去卡拉OK還要安全。原來，干涉人家的「內政」是安全的，管我們自己的事才最不安全……

十四年後的今天，她不會也不能再以命令式的言辭來約束我的行動，但我感到她的不安比當年更不尋常。——當年，是畏懼共產黨的來臨，畏懼六四屠城般的暴行在香港發生，那是一種對於「未知」的恐懼；如今，共產黨已「來了」十四年了，大部分人經已接受了這個現實甚至安於現狀，那為何會比當初還要恐懼？

最可悲的是，我不敢說我的母親過慮。類似的叮嚀，還來自四方八面的朋友。而我自己呢，一星期前，也不知怎的心血來潮地買了一份我一直認為是「多餘」的人壽保險。也不是覺得自己會有什麼不測，只是我選擇以金錢來減少一點我的精神負累、換取多一點的行動自由。至於那其實是心血來潮還是未雨綢繆，我也不大說得清楚了。

從何時開始，我們的香港變成了這樣？從何時開始，我們連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時也需要有被捕、被控告、被秋後算帳的心理準備？從何時開始，我的母親和朋友要來這樣的「苦勸」我，彷彿這裡是一九八九年初夏的北京？

解放軍還沒出動，警察也還沒拔過槍，為什麼抗爭已變得如此「危險」？是誰想要用白色恐怖來鎮壓我們？不是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嗎？為什麼，一換上了一面腥紅的旗，我們就遭到最惡毒的詛咒——與北面的地獄國度越靠越近、越學越像、越融越合？

淪陷十四年，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已成了最大的謊言和笑話。五十年不變？五十年的三分之一還未過，有人已按捺不住撕下面具，露出其猙獰面目向我們宣戰。

經歴十四年的蠶食 ，香港的城牆開始失守了。願意不願意，平靜的日子也早已遠去了。為了取回我們應得的權利和尊嚴，除了披甲迎戰，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個人的命運，不離同一的終極歸途，還可以買份保險。香港的命運，則是個懸而未決的open ending，只要大家夠堅定勇毅，要改寫還來得及。

與一座城市重逢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人的抑鬱症很難不復發。

當你從美麗文明的國度回來，一打開電腦，看到的是富貴同胞們在商場就地拉屎，一打開報紙，看到的是樓價及貧窮人口同創新高……

"Can you get the flight attendants to help you? I'm not here to, you know, teach you how to use this." 航程還有十個小時，我已忍不住發了脾氣。身旁這位最遲上機、在飛機起飛前要三次打開行李架及讀外文報紙要讀出聲的大嬸，以一句響亮的"Excuse me"強行中斷我正在觀看的電影。講英文的支那人想要看"French movies"，但不會用那遙控器。她的手肘一直置於屬於我座位的疆界之內，每隔三分鐘就跟我來一次親密碰撞。我坐在我那可憐的經濟艙座位，連流淚的心情也被徹底摧毀（在從遠方回家的航班上，流淚可是個指定的儀式）。

那是可以預告的抑鬱。

也不知是因為那混濁的空氣、九月底的氣溫還是什麼，一踏進赤臘角機場外的巴士站我就躁煩起來。當巴士開進我家附近的街道，心底忽又暗暗湧起一層恐懼——我所熟悉的風景有沒有經已變了樣？我常去的茶餐廳、粉麵店、小賣店，都還在嗎？

在阿姆斯特丹的路上你常要閃避單車及「綿羊仔」，但你還是可以慢慢的走。在前往Stedelijk Museum的路上，迎面而來的風景忽爾有點眼熟。是的，那表示我沒走錯方向。七年前的記憶慢慢回來了。那一年，我也是獨自走在這條路上，也是差不多的時間吧，在前往梵高博物館朝聖之前也在找個地方吃午餐。——是的，我記起了那餐廳。人的記憶是多麼奇妙，明明那餐廳沒給我什麼特別的印象（好吃不好吃漂亮不漂亮），深刻的是我當年在這昂貴的城市有多麼的貧窮……既然記起了，那不如就去找找看，看它還在不在？這麼一間平凡而不起眼的餐廳，可以在一個城市裡留存七年嗎？經過一家又一家的名牌商店，我不禁有點 懷疑。然而，不到幾分鐘，一個低調而可親的門口果然出現在我眼前。走進去看了一下，沒錯，是這裡了，我認得！其實那也說不上是一家餐廳，而是一家self service的食店，但那種悠閒的氣氛跟餐廳沒有兩樣。坐在那張似乎多年沒更換過的木椅上，我不禁又加倍的愛慕這個城市。這一份「重逢」的驚喜，比那杯香濃的cappuccino更讓我心甜。

與一座城市的重逢，依靠的就是這樣一家不起眼而屹立七年的小餐館內的一杯熱咖啡。

當街口的酒樓被夷為平地，建築噪音必然緊接而來。我躺在隨著打樁的節奏而震動的牀上，欲哭無淚。我從未與打樁如此親近過——這一刻我才發現，原來世界上有一種聲音是如此的難聽。我對聲音向來包容，從industrial至heavy metal至實驗性的extreme noise我都可以聽，但我完全無法忍受這樣的一種聲音，一種我只能稱之為垃圾聲音的聲音。

而在你家方圓五百米之內必有異樣——出口成衣店變作了銀行貴賓部，特賣場變了電訊公司門市，小食檔變了連鎖台式飲品店……

關於城市的記憶地圖，依靠的就是這麼一些微小的東西：小咖啡廳、小商店、小街道。

當然，你可以隨便厭惡一座城市及隨便愛上另一座城市。你與垃圾之城之間並沒有生死契約。然而，你為什麼又會瞠目結舌又或搖頭皺眉。其實你離開了不過一個月而一個月何其短暫。外面的天空再明亮再蔚藍，人家的城市再理性再可愛，你再努力遺忘你的國籍及囚犯編號，最終也免不掉要垂著頭如喪家之犬般拖拉著行李箱回到你這個無法安居的家，面對商場裡的糞便地盤打樁的噪音以及飄浮於空氣中的腥臭。

那杯香濃的cappuccino只是暫借的甜蜜，從來不屬於你。

在打了一個呵欠後我關上全部窗戶，戴上耳塞，把頭埋進枕頭，嘗試接受自己的命運。世上有過百萬個城市，有多少個可讓我笑著醒來……

我的小說——兩年的耕耘，五年的蹉跎——明天登場

四個女人，四種獨身。

四種決絕，四種狠。

在孤獨的中央她們各自做出了不一樣的姿勢。

「其實我一直在跑－－沿著一個，毫無破綻的圓。」

獨行於選擇與意外、自由與恐懼、意志與虚無、求索與缺失之間，

一個人，可以如何拿捏己身之命運、處置自己的人生？

香港書展首賣：kubrick攤位＠展廳一, 1B-D36

問候北京的友人——楊立才（老羊）

憋了好久。

那天，六月十四號，深夜時份，我緊握著電話，忽地抽泣起來。
「被拘留了十天……出來不久，一天回到店子，就什麼都沒了。」
我一邊聽著這令人震怒的消息，一邊看著網上的照片，一邊絕望地問著各樣明知故問的問題。
我，緊握著電話，忽地不由自主的抽泣起來。

去年，盛夏，北京，７９８。
「我們終於碰面了，之前都是電郵往來，現在能見面真好。」
那小小的店子，是他的家，是他的所有。
店子的牆上，有好多的唱片，包括幾列非賣品。（你可以想像，像他這麼的一個人，那些可都是他的寶貝。）
店子的牆角上，有一張紙，畫有攝錄機的圖像，寫著"Smile, the Government is watching"。

他那麼簡樸自足地活著，在那個小小的天地。
他還做了好些T-shirt和貼紙，上面寫著：我們的生活比蜜甜。

照片中的店子，被砸得很徹底。中國共產黨式的暴力：砸個稀巴爛，寸土不留。
除了馬桶，老羊說，什麼都被拿走了。包括珍藏多年的音樂資料、朋友送的東西、幾十年的日記、傢俱、私人物品——所有的個人財產。
「也說不上難過……是有點不適應。」他平靜的、緩緩的說。
是的，在這樣的一個國家，每天都發生這樣的事情，說恐怖這未算最恐怖，說殘暴這未算最殘暴，我們難過得多少次？

但那一個晚上我無法入眠。我又從頭開始，想了好多。第二天，腫著眼去上班。

我託在北京的友人向老羊傳達問候。我差點就忍不住直接給他發個電郵，但想到他的一切都在監控之中，我不肯定這會不會為他添麻煩——說不定，一旦查起來，隨時更可能硬給他一個什麼「與境外敵對份子聯繫」等罪名。

「你知道，撞牆，你要承擔痛苦。但，牆還是要撞，這是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希望有一天，這牆會消失，雖然希望不大。但如果不去撞，你就只能接受一個事實：在你前方，永遠有一道越來越強大的牆，而你只能一輩子活在牆內。」老羊在訪問中跟阿Lo說。

撞牆的代價很大。有人失去了私人財產，有人失去了生存空間，有人失去了健康，有人失去了生命。

在我們的前方，的確有一道越來越強大的牆。越來越強大，越來越不受控，越來越肆無忌憚。它一天不倒，我們一天沒有希望。

如何把牆推倒？這問題，不知不覺，原來我已想了十多年。這當然是極其艱難的，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極其艱難的。在無助與憤怒中，看著龍應台的《大江大海》，我這個沒用的人，不禁又再次向歴史撒野：為什麼，為什麼我們會敗於一九四九？

曾蔭權，你昨晚睡得安穩嗎？

不用說，我知道你一定會答「睡得很好」，因為從沒什麼能使你睡不著或輾轉反側，因為你的耳朵可以自動隔除任何「聽不入耳」的聲音，因為你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一向如是。

而在立法會外、禮賓府外的朋友們，你們可能已有好久沒有好好的睡上一覺了，但你們仍然精神奕奕、力竭聲嘶地叫喊著、歌唱著。因為，你們清楚地知道，道理在你們那一方。

通過撥款當然毫不叫人意外，雖然那一刻我依然非常的憤怒。憤怒後是深沉的悲哀，悲哀後又是壓抑不住的憤怒。

然而，這段日子以來，我最深刻的感受還是驚喜與感動。我真的沒想到，在今時今日的香港，竟會有這麼一大班令人驕傲的年青人。你們寫文章、公開辯論、組織活動、號召人群，以遊行、集會、斷食、苦行及藝術的各種形式進行抗爭。你們思辯清晰，言之有物，奮進而不衝動，激情而不魯莽。你們很清楚自己在做些什麼。你們非常的清醒。

相反，政府的那班高官、永遠支持政府的議員、媒體及所謂市民，你們的話語多麼貧乏可笑，你們的思維如此顛倒錯亂。難得你們不知羞恥，還要搶著獻醜，喋喋不休。

我們先別討論「為什麼經濟發展是我們社會至高無上的原則」、「為什麼經濟利益可以凌駕一切」，因為你們的腦袋沒有能力思考這些問題。你們開口閉口都是「無窮的好處」、「長遠的利益」。所謂「好處」和「利益」，指的當然就只是「錢」這一個字。好，在這個「揾錢大過天」的社會，談錢理所當然——你要談錢，我們就跟你談錢。 可每當我們一問到實質關於錢的問題，例如客流量如何計算，預計回報按什麼準則推算，你們就以傳教式的言辭推搪——「你們要相信我們，這個項目合乎香港的長遠利益，會為香港帶來無窮的好處。」為什麼要相信你們？ 你們沒有提出任何事實或可信的數據，只是不斷重複「信者得救」般的宗教式許諾。

有人與我爭辯，基建帶來的「好處」不容易量化，因為當中有一種multiplying effect，很難估算實質的收益。如何是這樣的話，那麼是否我們要推行任何基建也不用提出支持的數據或理據？花那一大筆錢，如何justify？如果那「好處」不能量化，我們憑什麼判斷一個基建工程是否應該進行？我不否認某些基建項目不一定賺錢（甚或不以賺錢為目標），但這只是說明那當中應有一些更重大而無法以錢衡量的好處。如果那「好處」不是金錢的利益，那麼它又是些什麼？如果你無法令我確信這次的高鐵項目不會虧本，那為什麼還要進行？它可以為我們帶來什麼？「中港融合」？「中港融合」又為我們帶來什麼？如果不是金錢收益，那可以是些什麼？值得用六百多億來買的安全感？「與祖國一家親」的快感？

基建之為基建，基礎建設是也。什麼是基礎建設？非屬基本的建設是否可稱為基礎建設？有些無知的人以機場及地鐵為例，說明很多基建也會引起爭議，甚至虧本收場。但請告訴我，有人會認為今天的香港可以沒有機場或地鐵嗎？你能想像今天沒有機場或地鐵的香港嗎？相反，不建一條連接內地的高鐵，我們會回不了大陸嗎？上不了班上不了學嗎？會活不成嗎？

話說回頭，回到最根本的問題：是不是若能賺錢，若有「長遠的經濟利益」，就可以不顧一切地進行？如梁文道所說，為什麼為了我的便利，就可以叫人家失去家園？為什麼我的利益大於你的利益？這些問題，在一個推崇唯利是圖、有奶便是娘此等價值的社會，當然是沒有多少人會討論的了。這些問題，對於一個目空一切、慣於霸王硬上弓的政府，就更加是多餘的了。

是的，這一次，我們的抗爭沒能推倒這個方案。曾蔭權依然睡得安穩，心感愧疚的，反而是我這種覺得自己做得不夠的升斗市民。可是，立法會外那幾個晚上的燈火和旗幟，永遠漂亮光采，永遠值得驕傲。

我們都知道，我們輸的，並不是道理。

落荒而逃的，才是真正的戰敗者。

我們不曾鬆開過手

經過這漫長的一星期，累得說不出話來，我的頭終於開始疼了。
過去一星期，每天，困於辦公室，閒著無聊又或處理著沒意義的事情，心裡只惦記著六四兩個字，腦裡只播映著種種與之有關的畫面。每晚，在電腦前觀看閱讀那看過或未看過的一切影像與文字，流淚，發獃，憤怒，痛心，茫然，直到累極入眠。
六月四號晚，從公司上氣不接下氣地趕到維園，我沒有什麼心理準備。
我沒想到會看見如此震撼的場面。十多年來，我沒有見過如此巨大的燭海。
當大會宣佈參與的人數後，聽著《歴史的傷口》的旋律，想著被謀殺的學生、平民、二十年來所有被殘害後還要不斷被迫害的同胞們，我再也抑制不了心頭的激動，淚水忽爾急速的重重的落下，好久不收。我想，「老淚縱橫」或許就是那麼樣的情狀。——是的，我自覺老，雖然那一年的夏天我還不夠十歲。我自「覺醒」以來點了十幾年的蠟燭，也流了十幾年的淚（如梁文道所說，就像偏執狂一樣的，每年重複著）。別說難屬，別說被流放或監禁的民運人士，連我也哽著萬千斤的委屈。那是一種怎麼樣的委屈？那是一種對於中國人這身分與包袱愛恨交纏的委屈，一種在激憤莫名中無能為力的委屈，一種在光陰流逝中發現所追求的一切毫無寸進的委屈。

很多時候我總是想，當一個中國人本已極其艱難，當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更是難上加難。冷漠自私的人總是活得輕鬆快活點。一如朋友勸我「把眼光收窄些」來抵抗工作的無聊和難熬，我想，冷漠和自私就是用以阻擋和逃避歴史的傷疤和別人的不幸的最佳工具。沒有人迫我們去管的。每年這一夜，除了去維園，還可以有很多別的活動的——儘管我看不出每年「去維園」坐兩個小時可以算是哪門子的「付出」和「犧牲」。我們用不著折磨自己，每年迫自己面對一遍這麼讓人難過的事情的。可人之為人，到底在於什麼？若道人之為人在於不忍人之心，這不忍人之心的背後應該還必須要有一種道德勇氣作為支持的——光有惻隱之心是不夠的，在惻隱之餘，你有沒有勇氣走出來，做應該做的事？在眼見別人的苦難時，你選擇別過臉去，還是伸出雙手？

對於自己的無能和渺小，我已經慚愧了好久。可十多年來，人生中幾番大起大落，我心底裡的願望和志願卻原來從沒變樣。在二十週年之際，我的淚流得特別多，但意志是特別的堅定。我衷心地祝福每一位天安門母親，每一位為民主自由奮鬥的人。我心一直與你們同在。一天不死，一天不忘。面對強權的壓迫，我們以燭光為憑，圍成最緊密的人牆。即使有天你或我將倒下，我們從不曾軟弱，也從不曾鬆開過手。